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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Robert J. Shiller is a Nobel Prizeâ€"winning economist, the author of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and the coauthor, with George A. Akerlof, of Phishing for Phools and Animal Spirits, among other books (all Princeton). He is 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Yale University and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the New York Times. He lives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 Twitter @RobertJShiller

编辑推荐：

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讲述病毒般传播的故事如何影响经济走势和个人决策。

1.流行传播

叙事如病毒扩散，口口相传，无孔不入。借鉴流行病传播模型，讲述叙事的流行趋势及其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帮助理解当下疫情叙事如何影响未来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

2.讲故事

通过生动案例，让读者弄明白“讲故事”如何成为经济活动背后的驱动力量

3.启发性

历史总是相似的，很多重大事件一再重现：疫情、萧条、股市崩盘、房地产繁荣……曾经的经验或教训对当下或者未来都有重要启发

4.新方向

打破经济学传统框架，给未来的思考、研究和行动开辟了新的方向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作序，陈志武、王烁、香帅、朱宁强力推荐。

      

内容简介：

每个人都是听故事长大的。

在当下高度联通的小世界中，通过口述、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传播的流行叙事，无论是关于经济信心或恐慌、房地产繁荣与萧条，还是关于网红、比特币、健康养生，也无论流行的是真相还是谣言，都在影响人们的决策，乃至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走向。然而，固守理性行为人和完全信息假说的经济学家此前却视而不见，远远落后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高度敏感的媒体和商界。

《叙事经济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在该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借鉴了流行病学模型，为读者提供了思考流行叙事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新视角。通过诸多重大事件的回顾，辅以数据分析，希勒展示了流行叙事对历史进程及其中的个体人生的深刻影响，表明对这些流行叙事的经济学思考，可以提高对金融危机、衰退、萧条和其他经济事件的预测能力，帮助我们未雨绸缪，将各种负面冲击的危害降到更低。

       

文摘：

信心是经济晴雨表

正如我们可以测量气压一样，我们也应该可以测量信心。此外，不同于气压，信心有可能会受人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爱国人士在道义上有义务支持公众信心。事实上，1923—192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尔文·柯立芝就一肩承担起提振公众对经济和股市信心的重任。

柯立芝所做的保证——有时被称为“柯立芝—梅隆牛市小贴士”——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大西洋月刊》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拉尔夫·罗比指出了这样一种模式：每次股市出现大幅下跌或公众谴责投机者大额贷款以购买股票的时候，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或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就会对市场形势发表非常乐观的讲话，或是否认一切过度投机问题。罗比怀疑柯立芝和梅隆的乐观主义是否有合理的立足点，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是为了维护公众对股市的信心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柯立芝—梅隆牛市小贴士”可能是政府为了安抚那些担心投资者信心受到干扰的有影响力人物采取的举措之一。《华尔街日报》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我国一家领先产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不久前与一些朋友聊起市场状况。他表示：“我看好我们自己的股票，它的价格肯定能马上拉上去，我也愿意大量购进股票。我不搞投机，所以股票肯定会放在我的名下。问题在于怎么把它卖掉。我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但只要我卖掉任何股票，员工很快就会听到消息，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股东，这么做不仅有可能干扰他们，事实上还会暗示他们出售自己持有的股份。因此，我默默地知道消息就行了。”

股市在1929年10月崩盘。8个月前，即1929年2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曾警告，美联储不会帮助那些为上涨股市提供贷款的银行。为了证明这一声明的合理性，它指出自己“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倾向”评判“投机的优点”，但投资者领会了言下之意，并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美联储与华尔街剑拔弩张”，在这场战争中，华尔街的主要立场是美联储不应该多管闲事。1929年8月9日，即市场崩盘前的两个半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高了再贴现率(即银行向它贷款的利率)。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机构的使命可以被解读为稳定股市。有一些故事对1929年的股市崩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有关华尔街与美联储“之战”的叙事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推动了这些故事的传播。它也给大众造成了一种普遍印象，即知情人士感觉到了过度投机的现象。

股市崩盘之后，人们对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记者所做预测抱有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一位观察人士在1930年指出：“很不幸，商业分析文章的作者似乎倾向于只发表乐观的言论，并避开所有可能被视为悲观主义的词句。”1931年，《纽约时报》财经编辑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指出：“当那些重要人物在新年预言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们会追求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此会剔除所有令人不快的反面声音。”

与此同时，没有人愿意被人指称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失火了”，从而加剧公众恐慌并有可能引发人们大举逃离市场。拥挤剧院失火的原始叙事见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可以追溯至1884年，即崩盘之前约半个世纪的时候：

周二晚上，在哈莱姆的芒特莫里斯剧院，戏剧《风雨交加》的帷幕在拥挤的房间里缓缓升起。演到火灾那一幕的时候，有人三次大呼“起火了！”，喊声响彻楼内。很多观众脸色发白，但是戏剧还在继续上演，这让人放下心来，一场险些发生的恐慌也就此化解……路易斯·艾斯勒指称居住在第四大道2446号的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麦卡伦的年轻人引起了这起事故，巡警长兼警察埃德米斯顿拘捕了他……韦尔德法官将他送到岛上关押了一个月。

不过，“拥挤剧院失火”的叙事并没有马上流传开来。后来，时任大法官小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后来成为首席大法官）在1919年的一份最高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了这一叙事。因此，它与一位名人产生了关联。这则叙事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传，然后出现了病毒式传播。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大萧条是由意见领袖的“口无遮拦”引起的，这些领袖忽视了这种口无遮拦造成的心理影响。但实际上，知名人士似乎很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可能造成的心理冲击，这导致了另一则叙事的生成：意见领袖现在非常担心自己的话会引发恐惧，结果公众普遍开始认为这是错误的乐观主义。换言之，公众认为意见领袖在竭力表现出乐观的态度，而听众必须校正这种过度自信。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预期会波动得厉害。

与早期的恐慌叙事一样，很多人也将大萧条视为奔逃或恐慌。当人们看到其他人逃离大萧条时，也会心生恐惧并纷纷逃离。这种恐惧感强有力地控制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在1930年写道：

也就是说，主要的危险根本不在于现实情况。危险在于恐惧，在于引发恐慌的恐惧，这种恐惧能从股市蔓延至企业。真正的勇士会承认：“我的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

波士顿市长詹姆斯·柯利的助手托马斯·穆伦在1931年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我认为，我们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后来，在1933年，即大萧条最严重的那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

因此，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即我们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无以名状、失去理智和没有道理的恐惧。这种恐惧阻碍了我们将退却转化为前进的必要动力。

托马斯·穆伦不是名人，但罗斯福总统是。因此，罗斯福成为这一说法的创始人并使之广为流传，这句话被归到了他的名下——这个说法被反复提起很多次，因此听起来很正确。如今，这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可能是罗斯福最出名的一句名言了，ProQuest的搜索结果显示，它在21世纪前10年的使用频率甚至高过了20世纪30年代。

但是病毒式叙事不易掌控，而且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声称人人都在恐惧并强调人们需要鼓起勇气的做法可能会生成一些决意不再恐惧的爱国之心。但是，这样的规劝也会使人怀疑其他人是否会真正消除他们的恐惧。因此，将这个问题判定为一个事关恐惧的问题，只会使问题恶化。

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叙事都在讲述这样的情形：屈居于人满为患的贫民窟，只能在晚上打开行军床，和很多人一起睡在公共区域，然后还得每天将床收起来，为其他活动腾出空间。还有一些叙事讲述的是人们生病但无钱就医的故事。虽然这些叙事有点夸大其词，但它们还是降低了人们在基本必需品之外进行消费的意愿。其结果就是，人们为了省钱而免去常规的牙科检查，最终可能不得不去看牙科急诊。

罗斯福还列出了消费的道德理由。他在1933年举行完就职典礼之后没几天就罕见地在全国性大规模银行挤兑潮中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次挤兑潮使得所有银行关门歇业。在这次“炉边谈话”中，他解释了此次银行业危机的情况并请求人们不要再去银行。他向全国发表这次讲话时，就像是军事指挥官在战斗前要求下属部队展现出勇气和无私。罗斯福明确指出：“你们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你们一定不要听信谣言和妄加猜测而惊慌失措。我们要团结起来消除恐惧。”公众听从了罗斯福的个人要求。银行挤兑得以结束，当银行重新开业时，资金开始流入银行而不是流出银行。

时至今日，这一叙事星座还在影响着我们。虽然总体叙事已经不够有力，或者说没有被很好地派上用场，因此不足以阻止经济衰退，但它仍然留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一旦形势变化，它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收听股市收盘价并将之视为公众信心指标。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各种月度信心指数，不过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敦促我们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仍然受到以往叙事的影响，即公众信心有可能会突然崩溃，就像拥挤剧院里突然传来“失火”的惊呼声一样。